假如这里真有所谓的不平等，那么它只能意味着作为全体公民中的一部分的立法者，具有理性或认识能力上的优越性。
(二)权威性的分类 在明确权威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之上，若欲将其与司法实践相结合，还需要对其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因为不同的权威类型所发生作用的原因和方式会有所不同。司法实践中公共政策决定被纳入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是法院对之如何审查却不无问题。
而政治责任本身也就是一种对于合理性的关怀，其与司法深入审查时的合理性判断可以相互替代，因此，假如最终因为决策失当而造成损失，制定决策的政府机关及其领导人将向代议机关和公众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这就意味着该文件的制定过程相对一般的国办发文件而言更为正式，在考虑上也更为充分，应当得到更大的重视程度。二是实施国家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59]参见王克稳：《行政许可中特许权的物权属性与制度建构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523～524页。如果说良好行政与合法行政同样是现代行政法所追求之目标的话，那么允许法官随意运用法律原则进行判定与之并不完全契合。
摘要: 公共政策决定是具有规范性文件形式并涵括公共政策事项的行政决定，其中的公共政策事项是为解决公共问题的行动方案，其直接作为指导和规范自身或下级行政机关的政策依据。[44]参见〔英〕安东尼?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6页。此时，行使统治权的人不再是代表者，因为国民可以亲自出场。
如果对外依附其他国家或者受其他国家的统治，内部则战乱频仍、政出多门，则说明代表者未能成功地履行代表职能。在这种政治下的生活并不一定不美好，但一定不崇高。代表者如何产生的问题，需视代表的不同类别而定。摘要: 本文主体内容分作两部分，首先揭示代表概念的结构，然后以此结构为分析框架，尝试对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给予理论界定。
林来梵教授强调宪法对改革的指引和规范作用，力求把改革纳入宪法框架中。在此过渡阶段中，行使制宪权的代表者有两个面向。
这恰恰表明，选举、政党竞争、议会辩论等要素并非代表的内核，而仅仅是特定历史条件和观念的产物。这个问题具体表现为：当议员被其所属的政党开除党籍后，是否自动丧失议员资格。[11][法]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张芝联、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代表者之所以要代表被代表物，实际是做给观察者看的，观察者想看的并不是代表者，而是由其展现的被代表物。
由此，代表的内核在政治语境中展现为这样一种结构：人民一制宪代表一宪法一常规代表一国民。[25]这种策略看似缓解了现实与规范的紧张，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了规范性的宪法概念本身。举例来说，在开会的时候，如果参会者张三没有到会，那么，尽管张三肯定在其他某个物理场所在场。也许有人担心制宪权的存在是对宪法秩序的永恒威胁，将导致不断的政治革命，于是做出各种消解制宪权的努力。
若没有观众观看，则一切都将失去意义。在政治现实中，执政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生活的不同层面均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
这就避免了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宪法框架之外，甚至把其改革举措斥为违宪的理论后果。不但如此，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还常常在判定代表者的问题上引发分歧，从而掩盖代表的内核。
显然，君主并非通过选举产生。或者，也可能意味着围绕主权的政治斗争尚未平息，新的代表者尚未出现。这些答案可以划为如下两类：一类是理念性价值[17]，另一类是存在性事实[18]。在另一个面向中，制宪权代表面对的是即将制定的宪法，也即常规的政治状态。宪法学面对此种复杂的政治现实，多持一种退缩的态度。一个是作为被代表物的人民，另一个是即将创设的宪法。
因为学术或政治策略涉及一个人的内心动机，外人妄加揣测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引发无谓的相互指责，最终把学术研究变成政治立场的争论。在这种意义上说，虽然他的再次出现表面看来是再一次在场，但实际上却是亲自在场能力的体现，没有人会把张三的再次参会描述为代表行为。
制宪代表的产生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属于超越宪法秩序的问题，因此，无法提供规范性的回答。[15]相关的文献参见Martin Loughlin, Neil Walker（ed.）,The paradox of constitutionalism: constituent power and constitutio nal for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对于施米特来说，真正关键的问题是代表的内核要得到实现。郝铁川教授把这种为了改革而突破现行宪法的现象称之为良性违宪。
把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界定为一种委托专政，在两个方面具有更加优越的解释力。在被代表物一代表者一观察者这个结构中，只要代表者能够成功地使作为被代表物的人民获得可见的存在，就可视作合格的代表者。以不可见的形态存在的被代表物是否能够或应该永远保持不可见的存在状态呢？孤立地看，被代表物当然能够永远保持不可见的存在状态，不过，如果这样的话，它将与人类的生活毫无关联，再称其为被代表物也将毫无意义。如此看来，这种所谓的学术独立并不是真正的学术独立，它不过是在学术独立的名义下隐晦地表达另一种政治立场而已。
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事实上并未完全超越于现行宪法。第二，在政治语境中，作为观察者的国民要能够感受到代表者的行为乃是出于公意和公共利益，而非代表者的个人行为，对此难以提供实质的标准，很大程度上要诉诸社会心理的事实。
在这种体制下，君主和议会同时被承认为代表者。[4]事实上，并非代表概念不可界定，而是因为研究者试图找寻一个足够抽象但同时内涵又足够丰富的概念。
本文采取的路径是，先把代表概念从各种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在最抽象的层面提炼出其内核结构，然后逐次拓展内核所牵涉的附着要素，最终展示这个概念的完整内涵。违宪就是违宪，即使作出良性与恶性的区分，也难以改变其违宪的性质。
在议会作出正式决策之前，决策的实质内容早已在各政党的私下协商过程中被确定，作为党员的议员要受其政党决策的制约，由此，议会的自由辩论就流于形式，真正得到表达的不再是作为被代表物的人民，而是各政党的特殊利益。演员若脱离剧本，则成为荒唐的胡闹。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之前，国王路易十六召集三级会议。但是，能够亲自出场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也可能并不真正出场，如没有时间、没有能力、没有兴趣等。
1949年之前的中国共产党的确可以被看作制宪代表，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共产党处于争取制宪代表地位的斗争过程中。围绕此种关系的核心问题是：议员究竟应该独立于国民（更准确地说，选民），还是应该受选民制约？依代表的内核结构，被代表者是作为整体的人民，而非经验领域的选民。
另一条是直接从上文提炼出的代表内核结构中推演结论。宪法是一国政治生活的基本秩序。
然后探讨代表概念与附着要素之间的关系。[14]参见施米特：《宪法学说》，第26页。